黄珍家中，住客写满的留言墙。受访者供图
跟黄珍的电话打到第二个小时，已经是凌晨1点多，我困得上下眼皮都在打架。她突然提出对稿件唯一的要求，让我回了神。“我希望把李珂写进去，因为她的看见，才有了你们的看见。”
李珂是上海的一名记者，也是第一个对黄珍进行报道的记者。五一假期，李珂用几天时间，拍摄了一则纪录短片，讲述黄珍将自己的房间对外开放，允许陌生女孩们在她床边的地毯上免费住宿的故事。
那则纪录片发布后，其他媒体陆陆续续关注到了黄珍，我也对这种借换宿的现象进行报道。（详见南方周末报道《“下班回家像开盲盒”：都市独居青年，收留陌生人住宿》）
坦白说，黄珍这个要求，比她的故事更让我惊讶。从事记者职业以来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受访者对稿件的要求，居然是把前一个报道的记者，写进新的报道里，以示对前者的认可。
记者常常隐身于报道之后，这是这份职业的主观选择，也是一个客观事实。很多受访的新闻当事人都未必能注意到记者在报道中的付出，我自己也天然地觉得，这好像没什么可说道的。
黄珍一直说，很感谢媒体让自己做的事情被看到。但记者“被看到”，是让我感动和羡慕的，作为同行的李珂跟我说，她也很感动。
感受到黄珍这种细微的善意，就不难理解她将房间与陌生人共享的行为。通过那次采访，也了解到她这么做，跟很多沙发客的初心一样：邂逅“有趣的灵魂”。
她确实如愿遇到不少有意思的女孩。对黄珍而言，这个过程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具象化，“不会以恶意去揣测对方，互相珍惜，互相保护。”
我和两位实习生在采访过程中，捕捉到许多关于信任和勇气的细节碎片，部分没有写进报道，我把它们拼凑起来，记录在这里，谢谢愿意对我们分享故事的她们。
有一次，黄珍回家，看到提前进门的姑娘坐在阳台上，才知道对方等了自己几个小时，“她没有把行李放下，整个人处于戒备状态，眼神也有点担心，如果她感觉到不好，会随时拎着箱子走。”
她们从一开始的矜持，到两个晚上以后关系热络，还能拌嘴，“我说你这个房客有点嚣张哦”。也是跟这个慢热的女孩深度交流，黄珍才有意识地去回味自己那段成长经历，感慨自己好像从来没被填满过。
另一个香港大学的博士生，在迷茫期来到黄珍的家，两人聊了不到半小时，对方忽地站起身，黄珍一愣，“她很坚定地跟我说，我要跟你做朋友！”
黄珍听下来，发现女生朋友不多，内心孤独，便把自己的几个好朋友叫到家里吃饭，一一介绍给女生认识。后来黄珍总在好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动态下面，看到女生的点赞。
类似这样与房客相处的微妙细节，32岁的小鱼（化名）也有感触。她做接纳陌生人免费住宿的起因是，曾看到有网友发帖称想轻生，想找个地方住都找不到，“我不希望大家在没有地方住的时候，做一些错误或过激的行为”。
小鱼在南京生活，88平方米的房间养了两只猫。她评价自己秩序敏感，有很强的边界感。因为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，加上性格“社恐”，“很久不和陌生人接触，信任力没那么高”。
在房间用于免费住宿前，小鱼也纠结，最担心安全问题，又劝自己，“要相信别人，慢慢来，虽然我知道这样做起来比较难，但我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”。
好在后来借宿的女孩都让人省心。第一个到家中借住的房客，是一个来南京找工作的女大学生，她跟小鱼讲了很多心事，住了半个月后，还主动付了200元。小鱼觉得一切太顺利太自然，“我发现自己好像还是有信任力的，她让我有了继续往下做（免费住宿）的决心和勇气”。
房客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就拉近了与小鱼的距离，她们会在住进家中的第二天，不见外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逗两只猫玩。小鱼也主动靠近房客，她打心里想多学一点菜式做给她们吃。不像独居时，她习惯了简单应付饥饿。
在杭州做二房东的何娜（化名）情况与其他受访者不同，她手里大把待出租的房子，最贵房型月租两三千，便宜的近千元。如果手里有没租出去的空房，就借给需要的大学生免费住。
“空哪间，算哪间，有时候剩下来的房间不太好，能接受就来住。”40岁的她说话爽快，做法明显比独居女孩们更安全理性些：做一件以不耽误生意为前提，力所能及的善举。
不耽误生意，不代表不付出时间和精力，还可能会坏了心情。何娜对房客唯一的要求是，退房前收拾好房间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。这点经常难以实现，甚至有房客把马桶弄堵后，二话不说就溜了。
“心里有点受伤，也不想弄（借换宿）了。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何娜还在继续接待大学生免费住宿，前后接待过三百多位，因为“年轻人找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”。
她记得，有个女生来吃饭只煮挂面，加点青菜。“这几天的房费他们可以省下来，稍微吃好一点，不操心房租问题，安心找工作。”
有毕业生找到工作搬走后，拎着水果和牛奶回来看何娜，也有人逢年过节发来祝福语，“我不让他们发，我说不需要特意怎么样。”何娜说，她不在意回报，只管坚持自己“做好事”的初心就好了。
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
责编 谭畅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