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大河财立方 记者 孙凯杰】2025年，公募基金人事变动频繁。
Wind数据显示，截至7月23日，有近20家基金公司董事长出现职位变动。而在基金经理层面，全市场共有205位基金经理离任，其中不乏多位市场口碑较好的“明星基金经理”。
从陆续披露的二季度报告中能看到，部分更换了基金经理的主动权益基金，大多出现了规模的下滑，部分产品甚至规模腰斩。基金经理职位变动带来的后续影响，仍旧是基金公司不可避免的课题。
业绩稳定发生增聘，知名基金经理未来引关注
7月22日，招商基金发布了一则公告：招商优势企业将增聘陆文凯为基金经理，与现任基金经理翟相栋共管，令市场高度关注。
翟相栋是市场中颇具人气的绩优基金经理。从2020年开始，招商优势企业已经连续5年跑赢沪深300指数，尤其是在2022年、2023年两年大盘回调时，翟相栋都做到了较低的回撤水平。
自翟相栋接管以来，招商优势企业在全市场2893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业绩高居第5位，基金规模也从2022年底的12.80亿元一路飙升，最高曾突破百亿元。
分散投资，是投资者对翟相栋最常见的评价之一。基金公告显示，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，招商优势企业前十大重仓股只占到基金总资产的48.28%，其中第一大重仓股金蝶国际的占比仅为5.71%，这两项数据均显著低于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水平。此外，翟相栋的选股逻辑并不局限于热门个股和热门题材。例如基金第三大重仓股第四范式，翟相栋在2024年第四季度买入时，全市场仅有4只公募基金重仓该股。
一般来讲，业绩长期较为稳定的基金除了“老带新”，很少会发生增聘。而陆文凯并非业界新人，这种增聘，通常被视为原任基金经理可能离职的标志，景顺长城基金前经理鲍无可在离职前正是如此。
同在7月，安信基金的知名基金经理张翼飞则是正式对外宣布离职，卸任9只在管基金。
作为一名“固收+”选手，张翼飞着实让投资者实现了“躺赚”。以他曾经管理规模最大的安信稳健增值为例，该基金自成立以来，连续10年全部实现正收益，年化回报达到6.21%。不少投资者甚至表示，市场中很难找到张翼飞的“平替”。
公告显示，安信稳健增值将由与张翼飞共管9年的李君继续管理。他也特别写下了《致投资者的一封信》，其中提到：“翼飞的离开，说实话，第一感受是不舍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压力。接下来的路，我会带着和翼飞一起沉淀的经验，带着团队的力量，继续守好‘稳健’的初心。”
卸任前，张翼飞管理基金规模达到298.57亿元，占安信基金总管理基金规模的近三成。
减少经理个人效应，基金公司加速“去明星化”
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当信赖的基金经理离职时，仍可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寻找相应的替代方案；但对于基金公司而言，失去这样的“台柱子”则可能构成沉重的打击。
例如景顺长城基金前经理鲍无可官宣离职后，其曾经管理规模最大的景顺长城价值边际，仅用了一个季度，规模就从51.73亿元骤降至25.56亿元，跌幅超过50%；华商基金前经理周海栋官宣离职后，其曾经管理的华商甄选回报规模也由2024年年底的83.50亿元降低至今年一季度末的41.16亿元，尽管该基金在新任基金经理孙蔚的管理下，第二季度净值增长超7%，但规模仍在持续降低，已跌至36.23亿元。
对于颈部以上的公募基金公司来说，或许还能通过强大的品牌力来维持“明星基金经理”职务变动带来的持续赎回，但让中小基金公司跃过这道难关实属不易。
市场中，一位基金经理撑起公司“半壁江山”的情况并不少见。例如西部利得基金总管理规模为1157.54亿元，基金经理刘心峰管理规模为587.43亿元，占比为50.74%；东兴基金总管理规模为391.81亿元，基金经理司马义买买提管理规模为101.22亿元，占比25.83%；苏新基金总管理规模为145.77亿元，基金经理刘大巍管理规模为136.15亿元，占比为93.40%。
在主动权益基金领域，基金经理在一个阶段取得较好业绩，通常能够带来大量投资者的追随，甚至获得机构投资者的青睐。这也成为中小公司基金经理跳槽至头部基金公司的关键因素。
例如基金经理范妍自2024年加入富国基金后，接手的第一只基金——富国稳健增长，规模在两个季度内暴涨近13倍，其中绝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；而其老东家圆信永丰基金则面临阵痛，她曾管理的圆信永丰优加生活规模持续下降，机构持有比例从53.80%跌至3.54%，公司期间甚至有一只基金发行失败，可谓是雪上加霜。
晨星（中国）基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吴粤宁向大河财立方记者表示，近年来，公募基金行业正逐步摆脱过往过度依赖“明星基金经理”来吸引资金的模式，积极向团队化、制度化方向转型。在此过程中，行业着重强化投研团队的协同合作，有意淡化个人标签，以此降低对个别明星基金经理的依赖程度。
今年以来，已经有基金公司以“基金经理团队制”身份对外推介投研队伍。吴粤宁表示，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点，在于团队成员能够实现优势互补，提升业绩的稳定性；有利于人才培养，构建完善的人才梯队；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风格的快速切换。然而，团队成员可能因投资理念的差异产生决策分歧，增加协调成本；责任界定相对模糊，容易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的情况；团队成员之间的磨合需要时间，若处理不当，将会对基金的正常运作产生不利影响。
多项因素叠加，基金经理离职频率变高
与2024年同期的190人相比，2025年基金经理的离职数量增加了近8%。数字增长的背后，是行业发生重大变革的写照。
今年5月印发的《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提出，要督促基金公司建立健全与基金投资收益挂钩的薪酬管理制度，对产品中长期业绩差的基金经理，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，更好体现与投资者的“同甘共苦”。
而此前，不论是市场环境低迷，还是公募基金“限薪”“退薪”等各类流言，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行业的职位稳定度。根据新三板上市公司中邮基金的年报，2024年公司员工人均薪酬为56.41万元，相比2019年的107.86万元大幅下跌。
在此背景下，多位业绩优异的权益类资深基金经理选择离开公募行业，或许是为了追求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。据多家媒体报道，“奔私”成为不少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后的选择，而鲍无可、张翼飞的去向也很可能是私募基金。
晨星（中国）基金研究中心总监孙珩表示，私募虽然运营难度不小，却仍对一些基金经理颇具吸引力。
她提到，一方面，私募薪酬激励机制更为诱人，业绩提成可让基金经理在产品表现出色时收获丰厚回报，对追求高收入者吸引力更大；另一方面，私募投资自由度高，能让基金经理更充分施展个人投资理念与策略。再者，从职业发展角度，“奔私”有创业性质，可打造个人品牌，实现从“打工人”到掌舵者的转变，这对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基金经理而言，有着难以抵挡的魅力。
与此同时，2025年以来，新生力量在主动权益基金领域已开始崭露头角。在今年的高回报基金中，年轻基金经理的身影频频出现，例如永赢医药创新智选、诺安精选价值等基金的经理，基金经理履历均不足3年，却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。
吴粤宁表示，新生代基金经理的涌入，得益于行业扩张提供的广阔空间，以及年轻一代在新兴市场环境下展现出的活力与创新能力。从长期来看，这种人才更替有助于行业注入新思维、新技术，推动基金行业向多元化、专业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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