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
清明节当天的午后泉城，天空落下零星的雨滴，杜牧的诗句顿时浮现。此时我正巧路过佛慧山下，望一眼行人出入的山口，手持黄花的扫墓者间或有之、结伴踏青的行人络绎不绝。氛围既不郁结也不雀跃，以哀思与生机的交织相伴呈现出清明的双重面孔。
实际上，作为兼具自然节气与人文节日的中国传统节日，清明节自古就被诗人们赋予一种独特的美学意境。
在生死对话的哲学表达中哀思追远。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杜牧《清明》，以江南烟雨营造迷离意境，又以“借问酒家”的叙事转折发出自我的生命之问。“满衣血泪与尘埃，乱后还乡亦可哀。”高启《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》，借用明代战乱背景下的扫墓场景，将个体哀思升华为时代创伤记忆。“风吹旷野纸钱飞，古墓累累春草绿。”白居易《寒食野望吟》，以春草萌发与古墓萧瑟的意象对比，展现唐人“向死而生”的生命观。
在节气更迭的诗意捕捉中物候新生。“紫陌乱嘶红叱拨，绿杨高映画秋千。”韦庄《长安清明》，通过描写唐代都城长安的清明盛景，诸如马嘶、秋千等动态意象展现清明时节的活力与生机。“况是清明好天气，不妨游衍莫忘归。”程颢《郊行即事》，以踏青哲学表达出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观念和人生思辨。“芳洲拾翠暮忘归，秀野踏青来不定。”张先《木兰花·乙卯吴兴寒食》，以江南清明游春图景，抒发时间流逝的微妙感知。
以超越时空的精神观照省思生命。 “贤愚千载知谁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。”黄庭坚《清明》通过对比齐人与介子推的人生选择，提出生命终极价值追问。“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吴惟信《苏堤清明即事》以对南宋临安城清明雅集后的空寂描写，隐喻繁花易逝的禅机。“故国江山徒梦寐，中华人物又销沉”，屈大均《壬戌清明作》以明代遗民的身份将家国之痛融入节气书写，则进一步拓展了清明诗的情感维度与边界。
清明是诗词的，也是民俗的。独特的美学意象赋予了清明独特的精神气质。独特的精神气质也塑造了其在民俗实践中的独特文化内涵。
一是移风易俗。唐代《辇下岁时记》载“清明日取榆柳之火”，苏轼《望江南》“且将新火试新茶”都印证了改火旧俗。宋代《梦粱录》记载“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”，与柳永《木兰花慢》“风暖繁弦脆管”的雅俗映照，则不失为扫墓、祭奠风俗演化的文学记录。王羲之兰亭修禊亦实为清明前身，“曲水流觞”流变之后便是后世的踏青习俗。
二是物象演变。比如，唐玄宗赐柳“杨柳宫”的典故，陆游“忽见家家插杨柳，始知今日是清明”都印证了柳枝崇拜的清明民俗传承。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黛玉放风筝“放晦气”的情节，则暗合了《清嘉录》所载“清明断鹞”的巫术思维。李清照《点绛唇》“蹴罢秋千”的玩蹴鞠、荡秋千，与《天宝遗事》“半仙之戏”记录的原始狂欢记忆一脉相承。
三是阴阳辩证。人们在这一天以扫墓的形式抒发哀思，也在这一天以踏青的方式感受生机。扫墓哭坟与踏青宴饮并行，体现中国人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中和精神。寒食禁火与清明取新火构成死生循环。从家族墓地到郊野自然的仪式路径，则如同一种“祠堂—自然”的圣俗空间过渡。
独特的清明隐含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密码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八节”之一，清明暗藏了时间哲学——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”，《岁时百问》揭示农耕文明对自然律动的敬畏。清明是记忆的剧场——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载南朝祭扫习俗，显示清明节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功能。清明是流动的文化载体——当代清明节俗的存续与演变，仍在延续着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”的文化使命。
“向死而生”作为德国哲学家马丁·海德格尔提出的重要哲学概念，强调人只有直面死亡才能真正理解存在的本真性，“以终为始，用死亡倒逼生命的意义建构”。对照而言，传统诗词里的清明何尝不是处处写满了“向死而生”的文化密码？清明诗词与民俗演易实际共同构成了国人特有的生命教育体系——在春回大地的时节直面死亡，在哀思先人中感悟生命传承。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文化智慧，恰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。
（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）
